其一，如前所述，通过立法发展宪法一度成为我国实施宪法的主要方式，这些多主体、多层级的立法是否正确地实施了宪法，是值得追问的问题，需要从制度上予以回应。

在立法表述上，立法者可考虑创设如下文本：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了数个法定义务，依法定数额最高的规定处以罚款，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41] 第二，从体系上来看，程序性规范在《行政处罚法》中已经完成了体系性布置，其符合行政处罚行为的形成过程，从程序层面搭建了一个囊括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的立体型权力控制格局，确保正当程序原则在《行政处罚法》中的制度化，不仅具有文本数量上的优势，同时也形成了一个极具涵摄力的程序模型，为《行政处罚法》释放程序规制效果提供了制度保证。

具体而言，可以做如下两个方面的改革：其一，修改《行政处罚法》8条的现有结构，对现有行政处罚类型的列举方式进行改革，改为概念+列举的模式。它们共同构成了判断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是依次进行的。但是，这些已经在实践中运行良好的制度，在制定法上却难以找到依据，而必须逐一通过部门行政法加以明确。很明显，这是极其不合适的，《行政处罚法》作为行政处罚的总论性文本，理应在总则层面做整体性布置。同时，也要保持一定的开放性，授权地方立法可以进行补充规定，而不是仅将制度创设权限定在中央立法上。

[31]参见王世洲：《罪与非罪之间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德国违反秩序法的几点考察》，《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2期，第190页。责任能力是指行政相对人辨识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该款通过对重要取证行为的强制录音录像要求来保障取证过程的合法性，并保障所调取证据的真实可靠性，为司法人员判断证据的证明力提供辅助证据。

【注释】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法学博士。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采用了严格的绝对排除方式，只是在相对排除的范围上，各国基于对证据的证明价值与取证手段的违法程度的权衡，规定不一。抛开这一问题不说，单就这一条文的内容来看，与上述行政执法证据相比，对于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刑事诉讼要照单全收，不再区分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证据的审查，就是审查证据形式是否存在真假以及证据内容的真假程度。

[59]对此，刑事诉讼法在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死刑复核和审判监督程序中均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16]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条文、释义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

[43]同注36引书，第125页。对于鉴定意见，要求鉴定书的形式要件完备，注明提起鉴定的事由、鉴定委托人、鉴定机构、鉴定要求、鉴定过程、鉴定方法、鉴定日期等相关内容，并有鉴定机构加盖司法鉴定专用章，以及鉴定人签名、盖章。只有这样，才能贯彻体现宪法规定的相互制约要求。按照《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二款的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同时，它又与《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毫无二致。为了提高反腐败工作效率，解决重复取证问题，监察法将过去的证据转化改为了直接移送，赋予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资格。对于鉴定意见等证据形式，监察法也有规定。该款通过对重要取证行为的强制录音录像要求来保障取证过程的合法性，并保障所调取证据的为。

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67条第三款的规定，在侦查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即可予以排除。有时候即使我们无法断定这份文书是真实的，但我们可能有理由说这份文书具有较大的真实性。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59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法庭审判阶段，对于监察机关移送的证据材料的合法性存有疑问，现有证据材料又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人民检察院就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调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17]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首先其所证明的事项必须是对被调查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

[33]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解读》，载《证据科学》2010年第5期，第558页。[54]郭志远：《证明标准研究——以刑事诉讼为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4]陈光中、邵俊：《我国监察体制改革若干问题思考》，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33页。【摘要】 监察证据无需转化便可直接获得刑事诉讼证据资格，但作为职务犯罪定案的根据，必须具备刑事诉讼证据的形式条件和实质条件。[7]韩旭：《监察委员会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使用问题》，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94-95页。一般认为，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只是具备了在诉讼中的使用资格，能够进入刑事诉讼，而不是可以直接作为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提起公诉或者作为裁判的根据。

为保障调查取证的合法性，应当对调查活动进行合理规制，对于非法获取的证据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24] 对于监察机关调查取证应当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监察法》第5条作了原则性规定，包括严格遵照宪法和法律。

如果提高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明标准，就会增加人民检察院的证明责任，不仅意味着加重监察机关调查取证的困难，最终也将提高定罪的难度，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贪腐行为得不到法律制裁。监察机关的调查权与刑事侦查权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监察机关调查取证虽然不直接适用刑事诉讼法，但必须参照刑事诉讼法的侦查取证规则。

[51]也有学者建议，可以采取某些地方检察机关的做法，将非法证据单独装入内卷，不再随案移送。为保障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监察法》第40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并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和涉案人员。

但是，对于被监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证据材料，在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仍然应当随案移送。前者称作形式真实，后者则属实质真实。[42]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有助于强化对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和及时纠正。即使按照上文的建议确立辩护律师介入调查程序的制度，考虑到目前刑事诉讼法尚不允许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阅卷，辩护律师也很有可能接触不到被排除的非法证据材料。

[25]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而且不用到极限决不罢休。按照比较权威的解释，法庭了解审前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况，有助于全面把握案件事实和证据。

这些规定符合刑事诉讼法对于收集证据的基本要求。二是排除非法证据没有设任何附加条件。

但对于职务犯罪调查程序，监察法没有规定律师的介入机制。与《刑事诉讼法》第50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证据种类相比较，监察法对于证据种类的规定存在缺漏，没有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等证据形式。

从字面上看，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并不是刑事诉讼的法定证据形式，但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监察法》第33条第一款在事实上已经赋予它刑事诉讼证据资格。如实物证据，要求监察机关移送的证据应当是原物、原件。[48]为促进调查人员合法取证，监察法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规定，确立调查人员出庭作证义务，并加强程序性制裁。再如《监察法》第28条关于技术调查的规定，对于涉嫌重大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该条只是简单规定根据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调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什么是严格的批准手续？需要履行哪些手续？技术调查措施包括哪些措施？技术调查的证据材料怎么使用？对于这些监察法没有具体规定的问题，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解决。

提供人是单位的，还须加盖单位印章。对于监察机关调查获取的证据如何才能成为刑事诉讼证据的问题，在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存在一个证据转化的过程，其解决方案是通过对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的划分，并依靠两方面制度安排予以实现的。

[46]监察机关的情况说明材料在本质上与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开具的取证过程合法的说明材料并无二致，没有任何证据效力。[2]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法规室：《（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版，第168-169页。

[33]监察法坚持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方向，参照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7]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